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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特点：
在美国，大量私人发起的反垄断诉讼就属于这一类。
其次，几轮金融危机不仅没有使富人破产，反而使富人收入更高，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对于美国收入分配是一个全面错配的过程，在全面干预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过程中，量化宽松带来的大量钞票都流入到了富人口袋中去。另外，资本的形态是传统的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，还是金融资本，亦或是数字资本？19世纪末期提出的节制资本、扶助劳工的思想到目前已经越来越模糊，很难精准化。
对富人征收实际税收率下降十分明显（创新者和高资本所有者更具有流动性和避税能力）。典型事实三：世界各国的高收入阶层提升的速度较为趋同，但低收入阶层却出现了明显分化。其中的因素包括战争、经济危机以及福利主义，其中福利主义是解决过去一百年中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关键因素。那就是库兹涅茨倒U曲线理论似乎不成立了。第五、民族国家在全球化竞争中不得不向创新者和财富所有者低头，导致国家在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能力和动力都大幅度下降。
同时，在不平等产生的几个环节中，生产环节更容易产生，这与技术革命和生产方式变革密切相关。另外，由于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导致各国政策对资本和创新者更为有利，所以财产税、遗产税、所得税全面下降，因此这种情况是很难得到解决的。泽尔腾因此贡献获得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。
希特勒出身于下层，一个体制外的无业游民，没有受过良好教育，举止粗鲁，毫无政府工作的经验，无论从哪方面看，都不像当总理的料。自尊走到极端就是自恋(narcissism)和偏执(paranoid)。） 无知使得决策变得非常不容易，而更大的麻烦是，许多人不仅不知道自己的无知，甚至认为自己无所不知，结果就出现了哈耶克讲的致命的自负(fatal conceit)。到1933年6月，希特勒已经建立起了事实上的独裁统治，年迈多病的总统兴登堡变成了个摆设。
即使他因为决策失误而破产，社会也不会损失太大。德国人认为《凡尔赛条约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等战胜国强加给德国的，非常不公平。
这里的关键是，和谐的愿望。他的推理是：希特勒是个聪明人，不会在两条战线同时作战，在与英国签订停战协定前就对苏联开战，是非理性的。正因为如此，纳粹德国战败并不足以让希特勒走下神坛。希特勒命令德军不惜一切代价占领斯大林格勒，与其说是为了达到军事目的，不如说是为了希特勒本人的心理满足，因为，这毕竟是一座以斯大林命名的城市。
任何国际期刊的内容包含对第三帝国的批评，德国大学图书馆就取消订购，连英国出版的《自然》这样的杂志也不例外。据说斯大林事后得出的一个经验是：当你做决策的时候，从来不要把自己放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，那样做你会犯大错。他们习惯于把他人的批评看作是对自己人格的不敬、能力的贬低、身份的羞辱和威信的损害。第四是因为领导人很在乎自己权威的尊严，很自恋，任何对其权威的冒犯都不被容忍。
善的目标赋予行动者一种道德力量。波尔布特处决柬埔寨所有戴眼镜的高棉人，因为眼镜证明他们是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就是无产阶级的敌人，该杀。
许多德国人遇到自己没法判断的事，会满怀信心地说我相信他，他总是对的。中世纪欧洲贵族间盛行的决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
在具有这种信仰的人眼里，犹太人不是人，是害人虫，是撒旦，是魔鬼，屠杀他们就没有了罪恶感。在战后的东京审判上谈到对美国开战决策时，铃木贞一（战时任企划院总裁）回忆说：海军打心底认为与美国开战必败无疑，只是不愿意公开表态。理性的力量之所以有限，是因为真实世界中，人的行为不仅受理性的影响，也有非理性的一面。结果是，错上加错，欲罢不能，灾难不断，直到没有机会再犯更大的错误为止。斯大林把数十万富农枪毙、抓进集中营或送到西伯利亚是正当的，因为他们反对农业集体化，而农业集体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的要求。再比如，计划经济之所以能在许多国家实施，首先是因为国家领导人有一种信仰：计划比市场更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国家的富强。
一个小小的、甚至无意的冒犯，常常引发灾难性后果。希特勒回答说：在我的整个生命中，我总是把所有筹码放在桌上。
在无知的情况下，决策依赖于个体的想象力和判断。当然，如果我们愿意改变经济学关于理性的定义，比如用哈耶克的演化理性替代主流经济学的工具理性（或构建理性），有些看上去非理性的行为可能是理性的，但那样的话，经济学的理性人模型就得重新构造。
这是希特勒上台后第一次失算。在德军第6集团被苏联红军包围后，希特勒仍然固执己见地命令保卢斯将军坚守阵地，不得突围，结果全军覆没，战争局势彻底逆转。
法国人复的是1870年普法战争的仇。即使两个人有完全相同的信息，由于想象力和判断力不同，他们也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决策。共产党闹革命的口号是：要报仇，要伸冤，血债要用血来偿。即使在入侵波兰后，英国和法国发出最后通牒，希特勒仍然不认为这两个国家真的会向德国宣战。
内阁里，除希特勒本人外，纳粹党只有威廉·弗兰克一人入阁，执掌内政部，帕彭及其保守同僚属于多数派。这就是群思陷阱导致的结果。
但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，人的行为也受信仰的支配。这种决策可能是善的，也可能是恶的。
出于自尊，他们宁可鸡蛋碰石头，胳膊拧大腿。战争的例子特别能说明问题。
那些执行屠杀命令的纳粹官兵，作为个体也像普通人一样，有善的一面，但他们为什么会干令人发指的反人类勾当？因为希特勒给他们灌输了一种极端的反犹主义信仰：犹太人是德意志民族所有苦难的根源，他们总是用阴谋诡计颠覆德国，他们污染了雅利安种族的纯洁。他认为，只要拿下苏联，英国人就会乖乖投降，美国就没有可能参战，他之前的所有决策就都将被证明是正确的。自恋者和偏执狂不仅不接受批评，拒绝认错，而且会用新的、更大的错误掩盖旧的、相对小的错误，以证明他们从来就没有犯过任何错误。复仇意味着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这四个陷阱不仅是相互关联的，甚至经常是共同发挥作用。特别是，越是重大的、一次性的决策，信息缺失越严重。
并且，信息是分散的、主观的、个体化的。紧接着，希特勒又通过《总统授权法》，获得不经国会同意并且不征求总统意见的情况下的任意立法权，解散了除纳粹党之外的其他政党，取缔了工会。
前面讲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决策，事实上，在其原著中，詹尼斯把在珍珠港事件中，美国的措手不及作为群思陷阱的典型案例。理性可以解释均衡，但不能解释非均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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